1 2022年3月初，国家统计局公布GDP数据时，笔者是按照1∶6.5（即1美元相当于6.5元人民币）来折算的，114.367万亿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17万亿美元。按此推算人均GDP 8.0976万元，大约相当于1.2467万美元（如按年平均汇率折算，为1.2551万美元），突破了1.2万美元。2022年5月，因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出现贬值，按照2022年5月份最新的人民币在岸价1∶6.6折算，大约相当于1.2269万美元。如果按照离岸价1∶6.64折算，则是1.2195万美元。2022年3月《人民日报》发文称，中国的人均GDP“已经超过1.2万美元”是可以成立的。

1 经济发展中财富积累的“物本向”需要向“民富型”转换

2 人本主义的考察：中国的居民消费率究竟如何？

编者按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：“治国有常，利民为本。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，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，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”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强调，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。推进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、增进人民福祉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先生撰写的长篇研究报告《中国经济三型趋势论》（全文在《上海大学学报》2022年第5期公开发表）中，提出了发展重民富，改革重要素，开放重制度的理论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改革的着力点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，引发经济界高度关注。在《民富型发展》部分，他提出，民富型发展，要由以往主要关注国家流量财富的增长和存量财富的积累，真正转换到注重“每个人的发展和生活幸福”的民富模式上来，当前尤要补足“居民消费率”的短板，并促进实现“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”。 鉴于该报告第二部分《要素型改革》和第三部分《制度型开放》已经分别在本报（2022年11月29日、12月13日）刊出，现将研究报告第一部分《民富型发展》原文刊发，以飨读者。

联合国计划开发署（UNDP）提出，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和实现人的发展，亦即发展要落到民富上。下面从三个方面深入分析民富型发展问题。

经济发展中财富积累的“物本向”需要向“民富型”转换

2022年是中国迈入实现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完整年份，同时也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第二年（关键之年）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1年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达到了114.367万亿元。从民富角度研究，平均到每一个中国人有多少？距离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还有多远？

2022年3月初，国家统计局公布GDP数据时，笔者是按照1∶6.5（即1美元相当于6.5元人民币）来折算的，114.367万亿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17万亿美元。按此推算人均GDP 8.0976万元，大约相当于1.2467万美元（如按年平均汇率折算，为1.2551万美元），突破了1.2万美元。2022年5月，因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出现贬值，按照2022年5月份最新的人民币在岸价1∶6.6折算，大约相当于1.2269万美元。如果按照离岸价1∶6.64折算，则是1.2195万美元。2022年3月《人民日报》发文称，中国的人均GDP“已经超过1.2万美元”是可以成立的。

倘若按上述人均GDP指标衡量，中国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节点？或者说，如何给我们国家定位？按照世界银行2021年公布的“高于12695美元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”的标准，可以说比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底线，但还不能说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，更不能说超过高收入国家。况且这里的收入，不是指的“居民人均收入”，而是指的“人均GDP收入”。这是应该区分清楚的。

上面说的是流量指标，即一年经济增长的流量规模。但人们更关注资产的存量指标，即经过多年的发展，积攒下来总计多少资产存量，即财富总量。这里引用世界上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机构——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于2021年11月15日发布的《全球财富研究报告》。据该报告称，全球的净资产（注意是净资产，不包括负债），2000年是156万亿美元，到2020年，已经达到514万亿美元，二十年光景，相当于过去的3.28倍。

同期，这20年中国的财富增长得如何？据此报告称，中国财富从2000年7万亿美元，飙升到2020年的120万亿美元。当然，这期间世界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。

这里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：其一，GDP本身的增长反映了创造财富的势头较为强劲；其二，全球财富研究报告的资产存量指标是按照市值来计算的，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房地产价格的猛升，即由房地产升值而带动的财富存量增长。麦肯锡研究报告表明，整个全球净资产里面房地产市值占到68%，意味着全球财富约有超过2/3是储存在房地产领域里。

从过去20年全球资产净值的发展趋势看，财富总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，或者说财富存量增长超过了GDP流量的增长。这主要是利率下降推高房地产价格，同时也引发对财富和财富观的两方面质疑。

质疑一，这样的财富繁荣可持续吗？对此问题，国内外已有诸多学者提出疑问，不需赘述。

质疑二，是笔者从“人本经济学”视角提出的。其思考的主题是前述《全球财富研究报告》体系中，“人”的位置究竟在哪里？笔者主张，要由以往主要关注国家流量财富的增长（以GDP总量指标衡量）和存量财富的积累（以资产市值指标衡量），真正转换到“注重每个人的发展和生活幸福”的民富模式上来，当前尤要补足人性化的居民消费率的短板，并促进实现“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”。

人本主义的考察：中国的居民消费率究竟如何？

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里说，新社会的本质是“实现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”，发展的宗旨是为了“人”。用“人本经济学”理念来审视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怎样呢？

笔者认为研究新格局下的消费，需分清“消费四率”，即：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”“消费增长率”“消费贡献率”“最终消费率”（特别是其中的“居民消费率”）。以上四组率，各有各的内涵，各有各的指向和作用，不可混同。但现在是普遍混同了，用一、二、三率来掩饰“第四个”率存在的问题和短板。因为按照笔者的“人本经济学”理论逻辑，最值得看中的应是最终消费率（特别是其中的“居民消费率”），这相当于消费问题的“靶心”或称“十环”。

最终消费率是指最终消费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。笔者的《人本型结构论》（2015）一书从横向（国际）比较角度研究后得出结论：虽然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动态增长并不慢，但中国的最终消费率（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和）是低的，不仅低于所处较高阶段的发达国家，也落后于所处相同阶段的一些发展中国家。而最终消费率偏低的原因，主要是由于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（即消费问题的“靶心”或称“十环”）过低（2012年只有34.6%）。

正是基于对居民消费率偏低问题的关注，笔者在《人本型结构论》一书中建议：“在‘十三五’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”，中国应该实行“需求管理—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”，并“把居民消费率拉高”，认为“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位的问题”。

《人本型结构论》出版后，依据此观点写成的论文《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》（2016），因主张“需求与供给相结合”且把需求放在首位，而引起争议。直到2021年，决策层明确指出：要“加强需求侧管理，扩大居民消费，提升消费层次，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”。“需求侧管理”及其由此连带的扩大居民消费方引起普遍关注。这就是笔者在论文《把握“三新”分清“四率”三线促进消费升级》中一开始引述此段论述的思想缘由。

《人本型结构论》一书中所引用的2012年世界银行发布世界发展指标（WDI）数据库的资料迄今过去已近10年，到现在，世界主要国家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？请看世界银行公布的2012—2020年一些代表性国家最终消费率统计表。

通过表1，可以看到202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为54.82%。那么，其中的居民消费率是多少呢？

表2是代表性国家2012—2020年居民消费率数据，其中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38.12%。即使笔者进行调整修正，把当年政府消费率中直接用到居民头上的公共性消费加上，从而形成“宽口径的居民消费率”，也不过在45%上下。

总之，不管是世界银行公布的38.12%也好，还是笔者进行调整以后的45%上下也好，窄口径和宽口径的“居民消费率”在表2中所列都是较低的。所以，如何真正提高居民消费率？在此，笔者再次申明在《人本型结构论》中的主张：在新发展阶段，把居民消费率拉高，仍然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位的问题。这是中国“民富型发展”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的问题。